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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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產業革命如何影響和重塑全球創新和經濟版圖？一國政府如何運用有效產業政策來成功實現轉型？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處理？如何通過產業政策催生孵化出以區域為依托的大型創新與經濟平臺？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產業政策扮演什么角色？有效的產業政策對于一國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有何作用？

以上問題在《產業政策變革：中國與世界》中娓娓道來，這本書可謂是一本全球產業政策領域前沿學術成果的集大成者，該書主編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副主編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袁冉東。

鄭永年教授開篇就對改善中國國民經濟結構和提升國際競爭力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政策建議。在這其中，中小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它是國民經濟健康的重要指標。鄭教授從國際、國內兩個大視野出發，闡明了國際經貿風云變幻對中小企業帶來了哪些挑戰，以及我國應該如何為民營經濟發展進一步創造更有利的條件與環境。在這其中，除了為其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風投的發展非常重要，中國經濟已經由要素驅動型逐步轉向創新驅動型，自主創新變得異常重要，風投是支持自主創新的一股重要力量，借鑒一些成功的國際經驗，中國需要打造自己的風投生態圈。

另外，中國的民營企業生產著許多物美價廉的商品，這包括美國民眾需要的眾多生活物資產品，中國民企通過生產和在國際上銷售這些產品，為全球經濟和中美經貿關系（避免所謂的“全面脫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我們要繼續依靠這些市場的力量，推動民用技術進步和民生經濟的發展。同時，為我國解決和擴大就業做出貢獻。

讀完此書，對于中美經貿關系及其競爭的背景，讀者將會有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該書更多是從國際環境視野入手，解讀相關產業如半導體、低碳、稀土等產業的現狀、國際環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少有益見解。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何恬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助理教授Anton Malkin對于半導體行業的分析。二位學者對于半導體行業的“國際風云變幻”，美國近年來在半導體行業的復興意圖和動作可謂是“入木三分”。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的打壓近年來一直沒有消停過，甚至連某私募收購韓企美格納半導體公司（Magnachip）的計劃，都最終被美國阻撓攪黃，即使一些業內人士表示美格納的相關技術已經“相對落后”。同時，美國對荷蘭、日本、韓國等國的聯合和施壓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另外，美國在半導體行業支持方面，更是凱恩斯主義“還魂”，盡顯“無形之手”。美國2020年出臺《美國芯片法案》和《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以及可以提供緊急資金支持半導體業的《無限前沿法案》。美國政府提出成立一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對產業計劃投入上百億巨資。而據最近消息，當地時間4月25日，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公布美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戰略，該中心將支持半導體研發工作，把半導體制造業留在美國，提高美國競爭力和技術領先地位。該中心三大目標是擴大美國在半導體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減少從設計到商業化的時間和成本、建立和維持半導體員工發展體系。

國際方面，則成立以美國為核心成立的“芯片四方聯盟”，既能維持產業鏈的可控，又可以實現地緣方面對中國的圍堵，美國傳統上對中國的“離岸平衡手”地緣戰略盡顯。近年，美國的“長臂管轄”也越來越明顯，將其立法、司法和執法的觸角伸向世界其他區域。

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重振美國半導體業，并圍堵中國在半導體方面的發展和建樹。讀者讀完背景敘述后可能會感覺有些許悲觀，但是該書并不止于現狀描述，而是在分析的基礎上有趨勢研判與理性建議。

在為讀者詳細描述完拜登政府的半導體產業政策組合以后，本書也提出，中國現階段依然有一些突破口來發展，一是外部壓力導致的產業倒逼發展，已經逐步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動力；二是供應鏈危機導致美國對于捍衛價值鏈高端位置的注意力發生錯誤轉移。第一個方面好理解，外部壓力導致了不少企業加大了研發力度，第二點則要放到全球經濟供應鏈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市場規模巨大，在供應鏈方面仍占據上風，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為了緩解供應鏈壓力也常會不得不為中美經貿關系做出一些努力。所以，中國應該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開放可能會催生與非美國半導體公司的合作，因為大家都同時面臨在此產業方面如何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中國古語的智慧現今依然有效，正所謂“危中有機”，所以我國近年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努力把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制造業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凸顯審時度勢的理性判斷與戰略定力。

但是，無論是半導體行業重振還是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則是成本問題。不少實證研究表明，美國制造業回歸很難解決成本問題，比如波士頓咨詢公司一份報道顯示，在美國建廠十年的相關成本將比在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高出30%，比中國大陸高出37%-50%。所以美國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將制造業帶回美國是知易行難。

在產業政策研究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地域嵌套型”，具有數個大規模“地域嵌套型”經濟平臺的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是一些發達國家保持其經濟先進性和競爭力的關鍵。企業的研發、科研、設計、生產都離不開那里的平臺和土地，這就是這些國家為資本和技術創造了良好的地域性條件，使得資本成為嵌入地域的資本。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硅谷。硅谷最早是美國研究和生產以硅為基礎的半導體芯片的地方，以電子工業和計算機業著稱。硅谷的風險投資占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1/3，硅谷孵化出了許多高科技公司，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中小企業。另外，硅谷周邊也云集著一些頂尖大學，為科技研發提供智力支撐。

該書序言中也提出建議，應盡快在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杭州灣、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等區域建立起幾個嵌入地域的超大經濟平臺。

“地域嵌套型”的特征是，在一個區域內形成科研、教育、培訓、企業和產業鏈的全鏈條系統性的產業政策。大灣區近年來發展成績有目共睹，大灣區互聯互通為區域內的創新、研發、資本和人力等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區內城市之間在創新與技術轉化上有著一定的互補性，珠三角城市的風投也較為發達，這都為大灣區經濟發展與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條件。大灣區城市也可在具有系統性與協調性的產業政策方面繼續努力，如城市間如何通過合作補足研發弱項，擴大技術轉化、人才合作、金融互聯互通等。

以科創為例，香港致力于建設國際科創中心，2022年10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上任后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把香港打造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區政府2022年12月22日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為未來5-10年的香港創科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引領香港實現國際創科中心的愿景。明確了香港創科發展的四大方向，包括“完善創科生態圈，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壯大創科人才庫，增強發展動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智慧香港”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好連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梁”。

因此，香港可以更多發揮其先進的科技研發角色以及國際科創中心的定位，內地一些城市則可在科技轉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已立足三龍灣南海片區，建立產業化基地，推動港科大高端人才、創新成果落地佛山，通過合作助力佛山打造面向全球的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可見，香港在金融、科研成果轉化、市場推廣應用方面和現代服務業方面有著巨大優勢，通過與內地科研機構、企業及地方的合作，可以讓創新與科研的成果得到更多應用，能夠給大灣區帶來積極的經濟增長點。

我國正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強人才培養至關重要。而大灣區等一些區域在這些方面有著一定的優勢條件，加以有效的產業政策引導，將會更好地承擔好經濟方面挑大梁的角色，助力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本書對產業政策的研究橫跨世界重要國家與地區、又觀察于微到一些重要產業，理論分析框架嚴謹，同時又有基于現實的實證研究，無論是對于政策分析人士、研究學者以及普通讀者，料想都可以有所啟發。